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术大学长张和平,最负知名舞剧院名不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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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改革发展40年 “戏比天大”

说到“人艺”,很多人都以为就是指北京人艺,其实,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人民艺术剧院,而且均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基本与新中国同步成长,
60多年来,产生了一大批名闻全国的优秀话剧作品,也培养了许多知名的艺术家。

话剧《原野》剧照

改革物语

人艺;脉动;陕西;文化;北京人艺

  从2008年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个老牌剧院再度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复排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以及多部原创新作均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在中国戏剧界创造了“人艺奇迹”。这奇迹背后的推手就是从2007年底开始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他回顾任院长近4年来北京人艺的票房成绩:“原来每年是1000多万元,2009年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元,2010年突破了3000万元,今年大概能达到3000多万元。”面对这样的票房递增幅度,张和平的感触是,“北京人艺作为代表中国气派的艺术殿堂,应该靠风格、品格、人格赢得市场。”

9月7日晚上7点,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内,深红色的帷幕缓缓拉开,聚光灯照向舞台中央,一场反映三个时代下北京古玩界风云变幻的大戏——《玩家》正在上演。

近来,陕西人艺演出《白鹿原》、四川人艺演出《赵一曼》,许多观众不禁发问:我国究竟有多少人艺?

  从文学和历史的高度审视剧本

这部由冯远征、梁丹妮、闫锐等主演的话剧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反映了北京古玩行当内不同身份的百姓求真辨假的故事。

老“人艺”,如今还好吗

说到“人艺”,很多人都以为就是指北京人艺,其实,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人民艺术剧院,而且均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基本与新中国同步成长,60多年来,产生了一大批名闻全国的优秀话剧作品,也培养了许多知名的艺术家。

如今,这些地方的人艺,有的早已改名,有的至今仍沿用人艺的老名称,他们的创作、演出、运营如何,过得还好吗?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一说四川人艺,观众就记起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而一提陕西人艺,观众又会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白居易在长安》。不过,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这两家剧院一直处于沉寂期,可谓无大戏、无固定演出、无观众群,半死不活,演员呢,或是经商,或是常年泡在影视剧组里。

自从相继转企改制后,四川人艺和陕西人艺逐渐出现转机。如今,两家剧院都叫公司。

李宣,40来岁,可说话坦诚、率真,还像个小姑娘。她是名校毕业的导演,还在武警部队里管理过文工团,转业回家乡后就成了陕西人艺的掌门人。刚进剧院那会儿,她一看,大家各干各的,还有做买卖的,好像没人拿剧院的演出当回事,如何将人心收回来呢?“只能靠排戏。只有不断排戏、演戏,人心才会聚拢!”
她说。

可排戏哪来的资金,即便排出来了,有观众、有票房吗?李宣想出一个办法:入股。这种方法尽管很流行,但没听说还能用在排戏上。为了排一部新戏,她投了钱,党委书记也投了钱,有人没信心,但也有几位想试试看,结果,9个人投资的股份新戏投入排练了,因为与切身利益相关,所以创作、排练、营销、演出,每个环节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最后一结算,非但没赔,还略有盈余。

“这出戏的成功,最重要的是聚拢了人心,给大家看到了希望。”从此以后,陕西人艺逐步走进了戏剧演出的常态,每年都有20来部作品上演,大戏小戏不断,票房也看好,而他们创作的小剧场话剧已在西安扎下根,开创了西北小剧场话剧演出的先河。

四川人艺的掌门人罗鸿亮,过去一直是文化管理者,2012年上任之初,他发现,眼前的二百来号人,“品牌、剧目、人才建设都缺少规划,演员大多忽视集体价值,生产方式也很落后。省里下拨的财政资金虽说保证了日常运营,但演出资金依然需要扩大经营思路,只有通过多种合作才有前景。”

他们与省信用联社携手,让话剧《巴交龙布》在运营前期就获得了采购协议,保证了场次,也保证了收益。四川是人文历史丰厚的省份,历史上名人辈出,他们先后与内江、宜宾、眉州等地合作,推出话剧《范长江》《赵一曼》《苏东坡》等,还多次出省巡演;引进了上海、北京成熟的商业戏剧版权,让《乌合之众》等剧目实现了本土化。

2014年10月13日晚,《范长江》在四川内江市沱江剧院首演,内江是范长江的家乡,看到他的艺术形象登上舞台,内江轰动了。话剧由内江大千演艺公司、四川人艺、内江东兴区汉安演艺公司联合出品,这就是四川人艺已经形成的经营模式。

四川人艺如今具备了完整的生产形态,每生产一部作品,先是剧院公布项目信息,演员、编导、制作人和剧院进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然后,选中的制作人提出自己的计划并成立创作室,进行项目生产;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艺术委员会必须全程把关。转企以来,他们共新排剧目26台,演出700多场。

无论陕西人艺还是四川人艺,小剧场话剧都是最初的落脚点,而且都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剧场,陕西人艺小剧场累计演出700来场。四川人艺与企业合作,建成了“黑螺小剧场”,并驻场演出,这是继“红旗戏剧工场”后他们拓展的第二个小剧场话剧演出空间,今年又计划建设第三家了。

好剧目是发展之要

北京人艺拥有一批经典名作,常演不衰,在全国算是业内的老大哥,他们的成就人人熟知,不用再说。与北京人艺相媲美的恐怕应该是上海,不过,上海人艺早在1995年初便与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改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了。

从资金、剧场、营销到剧目和人才,上海话剧中心都已无忧无虑,尤其剧目,到2016年底为止,20多年间,创作就达295个,其中,原创剧目152个,改编剧目58个,翻译剧目68个,如《商鞅》《长恨歌》《秀才与刽子手》《大哥》《上海屋檐下》《老大》等,都是观众极为熟悉的佳作。仅2016年一年,中心就演出剧目45台,881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属于上海文广演艺集团,集团副总裁喻荣军今年40多岁,
已经是知名编剧,他原先是医生,因为喜好写剧本,最终弃医从文。当年,他凭借网络题材话剧《www.com》赢得曹禺优秀剧目奖,随后《卡布其诺的咸味》《去年冬天》《老大》等,连连获奖。喻荣军的作品,每年平均至少3部在排演,而且出一部火一部,成了“票房专业户”。有意见认为,演员的知名度对演出最有号召力,而喻荣军自己就是剧作家,所以在他看来,掌握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及其剧作家,对话剧艺术中心的发展才是关键,“要以创作为中心任务,以作品为立身之本”,而剧本选择的导向,在坚持主流价值、经典人文的同时,也要培育市场和实验探索并举。

从语言到内容,每个地方的人艺都有每个地方的地域特色,北京人艺的作品大多带有浓郁的北京色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作品一向显露出鲜明的海派风格,四川人艺和陕西人艺的方言剧无不诙谐幽默,而辽宁人艺的作品则生动反映了东北黑土地的生活。前身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辽宁人艺,也是实力雄厚的艺术团体,其现实主义创作一直震撼人心,影响全国,李默然等艺术家是几代观众所熟知的人物,近些年来,一部部名作更是给辽宁人艺赢得了声誉。

《郭明义》展示的就是鞍钢人郭明义的感人事迹;《父亲》说的是东北工人在社会转型期中的自强精神;《代理村官》通过木匠李八亿的代理村官之路,刻画了当代东北农村众生相;《祖传秘方》以东北人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充满豪情的“关东往事”,将一个个东北小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陕西人艺近来最著名的剧目非《白鹿原》莫属。说到这出戏,李宣有一肚子故事。早在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之前,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就已经演出多年,林兆华导演,濮存昕、郭达等主演。当有人提出要排《白鹿原》时,李宣坚决不同意,“北京人艺的阵容,我们哪敢比!”有人又提出,不妨先听听陈忠实的意见,她一想,试着问问也无妨。谁知陈忠实一口答应,连版权、改编之类的费用都不提,“我就是想让咱娃演,北京人艺那边,我去说。”
于是,陕西版投入排练。陈忠实虽然没有看到首演就去世了,但他曾鼓励剧团,“不必用明星,让娃们演,亮出老陕风采”。这一版确实没有明星,而且都是陕西演员,地道的关中方言设计,去掉了台词上的腔调感,让演员融入角色的灵魂,传递出了老陕身上那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骨血气。身为北京人艺版和陕西人艺版的编剧孟冰就说:“对陕西文化,陕西人艺显然更有发言权,更有体会;这一版非常凝练、干净、清晰、强烈,不做作,精雕细刻又不露痕迹。”

由于有新版《白鹿原》的成功,陕西人艺在舞台上的知名度倍增。

如何创作高峰之作

话剧舞台已经全面复苏,小剧场话剧更是生龙活虎,这对各个老人艺而言,虽然是福音,但面临的困难依然不少。

对陕西人艺和四川人艺来说,没有属于自己的剧场是大难题,光靠小剧场远远不够,正在建设中的四川剧场,预计2019年底才能试运行。这两家剧院,导演等主创人员现在基本都靠引进,院团运营和剧目运营管理人才也奇缺。

如何创作高峰之作,是各地人艺的目标。四川人艺认为自己至今缺乏不同时期的“拳头产品”,没有形成“镇院之宝”和保留剧目,所以还无法出现“高峰”,改变这种状况,将是未来的方向。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原创精品剧目依然有限,要想开发原创剧目,喻荣军认为,需要搭建新文本孵化平台,让更多的年轻编剧及其作品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还要侧重扶持年轻导演,鼓励青年演员选角上岗,通过推新人的一系列措施,让新一代逐步挑起大梁。

进校园、下社区、去企业,是这些人艺一直坚持的演出道路。“这样做,可以培育观众,扩大话剧影响,为话剧的未来铺出更为宽广的道路。”陕西文化厅厅长刘宽忍这样认为。

  张和平是一个很看重剧本的院长。如今,回顾北京人艺曾在一个时期内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作品的原因,“可能和剧本有关”,他说。在他看来,剧本是一院之本,文学基础注定了一部作品最后的成败。当年,他在担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期间,同时也是国家一级编剧,这个经历和身份,他认为是自己“优于其他领导同志的专业基因”。

落幕后,观众们在前台的留言簿上写下评语,“冯远征老师,您演得很真实”、“好奇你们买来做道具的瓷器多少钱?”、“大家都是从哪儿学的北京话,这么溜”……厚厚的本子已写满五六十页。

  所以,出任北京人艺院长后,张和平就定了一个规矩:所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铁定是剧本。第二个措施是,聘请知名作家担任人艺的荣誉编剧,为人艺写剧本,这个团队目前已达到11个人,囊括了刘恒、莫言、万方、邹静之等。张和平表示,这其实也是向社会发出的一种号召和呼吁,希望愿意和北京人艺合作的文学家们,在人艺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思想和才华。他认为人艺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是它能有今天的辉煌的原因。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到今天它已经走过66个春夏秋冬,成为国内最负盛名的话剧院。

  其实,重视剧本创作,在北京人艺有着悠久的传统。人艺是不多见的将创作室单设的国有文艺院团,它和艺术处分设,分工明确,创作室重点抓剧本创作,排练演出交给艺术处管。2009年,张和平还恢复了艺术委员会,把关剧作的艺术质量。现在,北京人艺有一套复杂而严谨的艺术生产流程。张和平介绍,“从剧本开始,首先是创作室拿出意见,然后主管副院长拿意见,随后交给艺委会讨论,讨论后交给院长书记会,决定最后是否上这个戏。”这还没完,呈现到舞台上后,还有两道关,“在排练现场,艺委会会审查一次,整部戏在舞台上立起来后,还要再审查一次,开座谈会讨论等。”“艺委会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个程序本身,也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所以,人艺能有所斩获不能不说这个流程和艺委会起到了作用。”张和平说。经过重重把关的这些“有所斩获的剧目”,即是张和平不止一次提到的具有文化和历史高度的作品。他解释,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审视作品,就是判断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准。戏剧文学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深刻表达,能够久演不衰的剧目,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不是凭借表层的故事情节的曲折,而是打动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而一部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应该具备的标准就是:“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有个性,有历史的高度。”

时光荏苒,北京人艺也历经了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文化市场改革浪潮的冲击,
但在北京人艺每个演员心中,不管时代的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外界的时尚流行如何演变,他们始终恪守北京人艺后台门檐处那块牌匾:“戏比天大”。

世界声誉

三个月前的6月16日晚,中国经典话剧之一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完成了它的第700场演出,距离1958年首演,已经跨越一个甲子的时间。这也是自1978年复排《茶馆》以来,第二代演员的领衔出演。

近年来,每当《茶馆》临近上演,就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赶上去年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有观众为了能看上《茶馆》,深夜3点在现场排队买票,开票不到一小时,最高价位的680元票全部售罄。

在《茶馆》中饰演松二爷的冯远征感慨,“现在的口碑和票房得益于老一辈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创作和塑造,他们在《茶馆》中的表演登峰造极,我们是沾光。”

时光倒回四十年前,1978年4月6日,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后,北京市委正式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北京人艺又可以排戏了。

正值老舍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北京人艺决定复排《茶馆》。

在一部纪念北京人艺60年发展的纪录片中,饰演常四爷的演员郑榕提到,焦菊隐导演坚持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要求他们深入生活,去老式茶馆里喝茶,听戏。“那会儿演松二爷的黄宗洛接到角色,立刻就在家里改穿长袍,又买了一对黄鸟,每天出门遛鸟,找人物的感觉。”

“童超老师演的庞太监最是绝,听闻那时候北京还有活着的太监,他多次拜访,观察他们的起居生活,听他们讲宫里的故事。人家见过,你说咱能比嘛!”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导演班赞觉得,这是老版《茶馆》的天然优势,也是它获得最多认可的原因。

1980年,《茶馆》作为中国首个走出国门的话剧,在西德、法国等国家的15个城市演出,其收获的巨大成功使北京人艺成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剧院。

外媒在报道中称赞,“茶馆仿佛是一部描述1949年中国的入门教材,原来中国与我们的距离,就在二三十米外的舞台上。”

两年后,北京人艺又打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首个实验先锋小剧场。那时候,北京街头的年轻人还穿着蓝、灰色的棉布衣服和中山装,社会变革刚刚开始,劳动市场上第一次出现“待业青年”,46岁的林兆华导演决定围绕“待业青年”这一类新人群导一部新剧——《绝对信号》,以想象、现实和回忆穿插的方式展现人们的心理活动。

一开始,这部非现实主义的戏剧在只有五六排观众席的小剧场里上演,现场只有简陋的旧灯光箱,几盏照明灯和铁架子。但演出却获得观众的喜爱,接连上演百场。

外界的争议随之而来,“人艺走的是现实主义风格,这是个另类”,也有人认为小剧场的尝试与北京人艺传统的话剧理念不同。

时任院长曹禺公开表示“北京人艺不故步自封,拘泥于一种模式”,于是之等演员也支持这种创新,林兆华开始了更多小剧场的创作。

那些年,经典剧目的不断复排和新兴话剧形式的创造让北京人艺走在中国话剧市场的前列,也让话剧的发展往前跨了一大步。

《狗爷儿涅槃》、《天下第一楼》等经典话剧均诞生于八十年代。冯远征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北京人艺就是学表演的学生心目中神圣的殿堂。

发展的桎梏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中国电影电视的繁荣为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消遣方式。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拉近了观众和屏幕的距离,话剧则处在发展的低迷期。

“80年代,我们一年能有一两部话剧看都非常满意了,大家对舞台、演员各方面要求都不高,看啥都觉得好。现在媒介变化太快,从电脑到手机,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欣赏到全世界最好的演出,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方式在变,节奏也加快,这对现在中国的演员、导演等各方面要求也更高,这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冯远征说,如何处理技术带来的冲击成为人艺面临的一大难题。

冯远征、班赞等人都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缺剧本,永远缺,好剧本太少”,这一度成为北京人艺发展的桎梏。

“撰写《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创作剧本长达三年之久,光是在全聚德烤鸭楼观察生活就呆了足足一年,现在还有几个编剧能做到?”导戏3年的班赞总为难觅剧本发愁,因为好的话剧剧本需要极深的艺术造诣和长时间的创作,作者只有深入的体验生活,加上对当下社会需求、矛盾的精准把握,才能写出优质剧本,赢得观众,“太难了”。

2007年,张和平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院长。首要措施就是抓重点剧目,笼络剧院的“名角儿”集中回归舞台,宋丹丹、徐帆等人挨个被他请回来参演话剧。

他还成立了北京人艺的“荣誉编剧团”,发动何冀平、过士行、莫言等知名作家、诗人等与剧院签约,聘请他们作为院外编剧,参与人艺剧本创作。

明星阵容加过硬的内容创作,《窝头会馆》脱颖而出。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剧,这部戏集中了北京人艺最强的演员团队,上演73场即获得了两千五百多万的票房,突破人艺往年的票房纪录。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话剧市场低迷的局面曾裹挟着人艺艰难前进,但经典剧目加上《窝头会馆》等新的精品剧目对舞台的执着坚守,等来了国内话剧市场的回温,近些年,话剧重新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据新一任院长任鸣介绍,今年9月初,北京人艺已开始东扩建设,将在人艺大楼的后面继续建设600多座的中剧场和400多座的小剧场。未来,北京人艺将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运作5个剧场的剧院。

盛景之下,焦虑仍存。龚丽君是人艺艺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筛选剧本和审核剧目。

她记得上个月艺委会成员刚看过的一个新剧本,反映老北京人的故事,“败在情节太老套。”在她近些年过目的新剧本中,人物和故事的生动性均不太理想,少有眼前一亮的内容。

她心里更深的忧虑,是好剧本的缺乏和人才的断档。人艺的保留剧目是修炼多年的看家本领,只是谁也不想靠啃老生存。“我总想着,剧场越开越多了,我们这一代应该抓紧给人艺挣点新的财富回来”。

挑战

在新时代,如何延续经典剧目的生命力,是北京人艺内部面临的极大挑战。

1992年7月16日,《茶馆》第374场演出曾被视为封箱之作,以于是之为代表的几位老艺术家因年岁渐长,身体欠佳,决定彻底告别舞台。

1999年,北京人艺以全新阵容排演《茶馆》,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等人挑起传承经典的大梁。

近几年,《茶馆》又融入一批新的青年演员,在戏中一人分饰四角的闫锐曾经是名京剧演员。

早在求学期间,闫锐就和当年喜欢《茶馆》的观众一样,反复看过多个版本《茶馆》的影像资料。他能理解那种粉丝的心情,眼看着一部戏从无到有,第一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你看那帮老先生,举手投足都化在戏里,你就甭想着超越他的事儿了。”

今年,北京人艺再次迎来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演员队队长冯远征说,这两年有30多个老人到了退休年龄,堪称断崖式的退休。

《茶馆》剧组里,有7位退休的老演员还在坚持演出,濮存昕比当时的于是之还大一岁。

令冯远征发愁的是一些年轻演员的基本功还没有训练到位,而这是演员登台必备的素养和能力。

三五年前,北京人艺连续两年没有招到演员,在大学做公益讲座时,冯远征和龚丽君都发现,有些学生在大一、大二就签约影视公司,早早出去拍戏,对北京人艺也没有了解。

在资本迅速进驻娱乐圈的时代,影视、综艺、网剧分割抢占文化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时代发展到今天就是这样,演员会分流,观众会分流,话剧市场亦然,要学会去适应……”冯远征转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培训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的课题上。

去年,他邀请濮存昕、吴刚等演员给年轻演员们上课,带着大家朗读经典剧本,分析人物,分享演出心得。

他亲自带着报名的演员去红桥市场体验老北京人的生活,观察这片土地上不同年代的变迁。高校巡演时,他把演员推到观众面前,让观众面对面批评演员表演问题。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2016年首次登台的京味儿大戏《玩家》是闫锐等了十年的好机会。这一次,他将出演仅次于冯远征的第二主演。

这部剧本经过十年反复修改创作。再加上任鸣导演和主要演员连续两三个月泡在排练厅的二度加工,才接到艺委会批示准予演出的通知。

“导演带着我们去古玩市场观察人物,让玩古董的人给我们讲课,我听了马未都先生的所有节目,查了一堆影视文字资料”,闫锐做了充足的准备,演到第四轮下来,他对人物修改了十几处,还是不满意。

仿佛印证了北京人艺那句老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近几年,《茶馆》融入的青年演员中,班赞、闫锐等多是在人艺修炼了十年、二十年,才逐渐在《茶馆》中跑起龙套。

“进了剧组,你发现你眼中的大腕儿都是几十年磨一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抠着,磨着,能在这样的班底里‘熏一熏’,你也不自觉沉了下来。”

在闫锐心里,这是舞台之于他的魅力。他更沉迷于不断领悟人物精髓的过程,“这是你不断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攀登向上的过程,可能很慢,你的心在这个排练厅里却很踏实,沉静”。

所有接受过采访的北京人艺的演员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里,北京人艺是最大的光环,它照在每一个人头上,压着你,制约着你,也给你带来光荣与梦想。”

他们更忘不了的是这样一种“魅惑”,初登舞台时,台下是黑乎乎的一片,只有舞台中心的地儿是亮的,你要靠自己去建设舞台。等到演出结束,大幕再次拉开,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你觉得这辈子站在舞台上,值了。

改革亲历

龚丽君 北京人艺艺委会委员,国家一级演员

我是1987年考入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合办班,那一年我们班上有18个学生,最后进入北京人艺的有11人,包括徐帆、陈小艺等。

我记得大二大三的时候,夏淳导演就找到我演戏,说剧院缺我这种形象的,像“大青衣”,我就很开心地去演了。

我从开始就演主角,比如《雷雨》里的繁漪。那会二十岁出头,我还很难理解角色,夏淳导演手把手示范,拿手绢的姿势要在中指上绕一圈,不容易掉,也符合那个年代的拿法等等,所有细节都是他亲自教会我的。

后来我又演了《茶馆》里的康顺子,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即将被父亲卖给太监。我不知道怎么去找第三幕她年迈的感觉,刚开始也是装模作样在颤颤巍巍地走路。有一次我排练第一幕出场,展现那种埋怨、愤怒与恐惧交织的情绪,我忽然两手发抖抓着两侧衣服,导演觉得很真实,那时候我才领悟,人艺的老艺术家们经常说的,人物原型只是个架子,需要你在一场场演出中去丰富他,给他填血填肉,赋予他感情和温度,他才逐渐立体起来。

我觉得《茶馆》这部戏能够经久不衰还是得益于这个剧本,这么多年我都很难看到有超越它的剧本,老舍先生把时代的横切面打碎了揉在一个老北京的茶馆里,每个人物几句话说出来就很鲜活了。

北京人艺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好剧本,但这个时代可能已经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写话剧了吧,它不像小品相声,包袱随时都会有灵感,话剧则蕴含更多的文学艺术修养,“打动人”真的不易。

我现在会有比较强烈的危机感,会担心一直要靠吃老本维持剧院的风采,你想你一直往外掏东西,不往里填充,总有一天就空了。

因为你站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你要有责任感,对观众负责。我有很多观众是跟了我20来年的老戏迷了。你哪场说漏了台词,念错了读音,他们都会在演出结束后,到后台来找你,和你说一声。这是观众的厚爱,也是对我们的监督,让我一直不敢怠慢和轻视我自己的角色,努力把人物越演越好。

改革辞典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50年元旦,以华北人民文工团为基础组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成立。正值北京南城的“龙须沟”改造建设,当时的李伯钊院长邀请旅美回国的老舍和焦菊隐导演一同参与创作,完成了《龙须沟》这部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话剧。《龙须沟》演出55场,轰动一时,由此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建设基础。1952年6月12日晚,在东城区史家胡同56号院内举行了一场建院大会。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代表市政府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A12-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